曲衍海，1919年11月出生于山东文登泽库乡后岛村，10岁开始读书，15岁随名医曲华莲（字苡磄）先生学习中医三年，后自行研读中医典籍两年。据《曲衍海回忆录》记述：“岭南村有个老秀才，人称‘春先生’，曾在北京跟宫廷太医学习中医，春先生回乡后，一边设私塾教学，一边为人治病，几年后成为当地名医。曲华莲先生是春先生的小儿子，他继承父业，亦教亦医，不同的是所教已经不是私塾，而是国民政府开办的学堂。1933年夏，曲华莲先生被派来我村小学任教。由于父亲年轻时是春先生的学生，与华莲先生是世交，两人关系很密切。华莲先生见我辍学在家，就决定收我为中医学徒。行过拜师礼后，我从此又回到本村小学校读书，但所读的不再是小学课本，而是中医经典书籍，我成了华莲先生的一个‘吃小灶’的特殊学生。”19岁（1937年）时文登县中医师考试，曲衍海先生取得了乙等中医师职称，并领取了行医执照和专业文凭。有关这次中医考试背景，曲衍海先生阐述：1929年2月，蒋介石政府不顾中国国情，效法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国民党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余岩（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决定取缔中医。这个提案立即引起全国中医药界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对，各地中医团体及有识之士纷纷集会，发表评论表示抗议。迫于强烈的舆论压力，这一“废止旧医案”没有核准施行。直到1936年政府才在中医界多方敦促下公布了“中医条例”，其中仍充满了歧视中医的内容，如条例中规定：组织“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对中医进行资格审查，限于经政府考试及格领有证书者，或在中医学校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证书者，或领有政府发给行医执照者，方得向中央国医馆申请登记审查，其余未经核准给证者不得执行业务。于是各地陆续组织对中医严格考试。
1939年4月，曲衍海先生受地下党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了革命，任后岛村（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村长。后来因日寇汉奸的追捕而逃离家乡，家中财产房屋被敌人焚烧一空。1940年日寇春季大扫荡，曲衍海先生返回家乡。是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村党支部书记。据《曲衍海回忆录》记述：“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共赴国难……1939年的春天，我们村地下党板桥支部负责人于仁斌等人，发动群众推翻了三代世袭村长统治。因此国民党镇长邹源烈派人来到我们村，监督选举村长。当时我只是一个刚21岁的普通村民，从来没想过当村长。这一天，我正在地里扬粪准备刨地，于仁斌（中共地下党员）派人叫我回村，说我被选为村长，后来才知道这是地下党暗中鼓动群众让我当选。另有侯、马两姓分别被选为副村长，于仁斌主管村内财务……我虽是后岛村村长，但事事都是听从于仁斌指挥的……”。村里地下党活动逐渐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我感到了危险逐渐向我靠近，为随时防范敌人抓捕，我在住宅后房檐下钉了一个木橛子，拴了一条绳索从房顶拉到了前房檐院子里，准备夜里随时可以顺着绳子上到房顶逃走。记得有一天夜里，突然听见村里狗叫成片，我感到不妙，顺手拿起一条木棒上了房顶，沿着房脊在月色下迅速跑到村外，见前面一块白色空地，一跃跳了过去，没想到是一个水塘……。1940年2月，我只身逃到了东北安东……走后不久，邹源烈从昆嵛山带着郑维屏的部队清剿了我们后岛村。他们来到了我家，用刺刀顶在我母亲的胸口上逼她交出儿子，母亲说：‘他已经到东北安东去了。’他们不相信，母亲就拿出了我留的家信。没有办法，他们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子撤走了。大火烧了七天七夜，根本就没法扑救，所有家产全部化为灰烬。后来我查看过现场，只见盛粮食的大石缸被烧得迸裂成几半，陶缸的釉子熔化后流到墙上，玻璃瓶子溶化成了饼……。当时多亏地下党组织了村里群众又为我家重新盖起了房子……我在安东做了将近半年的苦力……到了这年的7月份，我……又踏上了从安东开往烟台的海轮……。在船上，日本人以防疫为名强行给全船人注射了回归热菌苗，回到家里我就开始发高烧，一连半个多月卧床不起，显然我是患了回归热。听说和我一起回来的人也都得了此病，而且已经病死了数人。……反复地高烧使我大便数日不行，我自认为‘热在阳明之腑’，于是就给自己开了一剂中药……。家人前去抓药，药铺见用药太猛，一连几家不肯付药，后来有认识我的才勉强将药方配齐。……病愈后，我找到于仁斌，经他和曲笑春两人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11月，曲衍海先生受胶东地下党组织派遣离开家乡，遂弃医五年，参加了抗日救国革命工作。历任文登县抗日救国职工会宣传委员、东海工作队队员、牟海行署职工救国会宣传委员、黄海渔民救国会干事、乳山县工商管理局海产股干事等职。五年间，曲衍海先生常不顾自身安危，出生入死，奔波于胶东沿海各地，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抗日救国组织，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有一段描述当年马石山惨案的回忆：
“日本鬼子的大扫荡开始了。鬼子的这次扫荡规模很大，由冈村宁次统一指挥，十几万日伪军兵分两路，一路从西向东，一路从东向西，南到黄海边，北边到渤海，像两面大网向马石山合围过来，妄图将我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全部消灭。我们所住的南西屋村位于马石山东部十多里地，正处在鬼子包围圈中。我和冯凯同志商量，这个村子局面刚打开不久，我们不能在此时放弃村子，就在村子周围十里路范围内活动，随时注意村里的情况，寻找机会和上级联系。
敌人拉网的队伍越来越近，我和村民们被敌人追赶着向西跑了六、七里路，天色已近黄昏。这时我和冯凯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情况，发现两边敌人相距不足一里路，到处点燃起一堆堆营火，看来鬼子们已经很疲劳，他们一个个都是步履蹒跚的样子。于是我们寻找机会，看准了两股敌人中间的空隙，向东边的敌人背后冲过去，大部分老百姓都跟随我们逃出了包围圈，但也有少数人不敢突围，第二天又被西面来的鬼子围堵回来，最后驱赶到马石山上杀害。这就是日本鬼子制造的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
这天晚上阴云密布，不见月光，眼前漆黑一片，夜里纷纷扬扬下起了雪，我们在野外过了一夜，天亮时地上的积雪已有二指来厚。枪声又从四面响起，声音越来越近。到中午，敌人的搜查部队从西向东包围了过来，我们都卧在村东的一条沙河东岸草丛里，清楚的看到村西的山顶上，南到鲁嵴山，北到很远的地方到处都是敌人。……大约下午三点左右，敌人开始分组过河，我们潜伏的草丛，正处在两组敌人的中间地带。趁敌人涉水时，我和冯凯突然从草丛中跳出来，一齐向河西冲去。有几个群众也从草丛中出来跟着我们跑，当我们冲过河中央时，南北两组敌人先后发现了我们，他们就趴到沙河的浅水处向我们开枪，密集的子弹从两面向我们射来，我们就躺下身子向河西岸滚爬过去。冯凯身穿长衫，滚几下长衫就包到头上，我只好不时停下来等他。这时，子弹不断地从我头顶上飞过，我身后已有几人中弹躺在沙滩上不动了，再看冯凯同志，两手使劲插进沙里，一动不动地躺在当中。我大声喊：‘冯凯！快点滚呀！’他不动也不应声，看来他是牺牲了。当我滚爬到河西岸时，已经是头昏眼花，眼前一片模糊，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好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时枪声停止了，三个日军端着枪向我追来，其中一个打着小旗，距离我大约百步来远。我立刻爬起来侧着身子向前跑，这样做既可以减小敌人的射击目标，又便于向后观察敌人的动向，当看到敌人举枪向我瞄准时，我立即卧倒，听到枪声一响，子弹飞过头顶，我马上爬起来再跑。就这样一会儿卧倒，一会儿奔跑，终于跑到了南西屋村北的小山边。再看后边那三个日军这时停了下来，向山上张望，有一个鬼子高举着小旗，前后左右摇晃着。我急忙向山上看去，原来山上也有敌人，鬼子的骑兵正沿着山坡从山上搜索下来。我急忙滚进一条山沟，顺着山沟向前跑。可是，山沟越向前越浅，以至无处可以藏身，正在着急，见沟底有一小灌木丛，当地人称之为柞木条子，虽然其间稀疏不足以藏人，但也别无选择，只好钻进去。
几个鬼子骑兵搜索着来到沟边，从马背上跳下来。我清楚地听见沟上面鬼子的脚步声，接着传来鬼子用脚踢人的声音和有人呻吟。后来听见鬼子们叽哩呱啦了一阵，马蹄声逐渐远去。然后一片寂静。
我在沟里躺了很久，听山上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便偷偷地爬上沟岸。只见沟边上有一小块农田，田边小树下躺着一个年迈的老人，他逃难到这里跑不动了，躺在树下。鬼子骑兵见‘目标’原来是一个老头，知道不是八路军，就踢了他两脚上马走了。这时我急切向东边望去，见冯凯和几个村民还静静地躺在沙河滩上，我心中感到一阵悲凄，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在夕阳余辉中，鬼子正在沙河东岸集合队伍，然后向东去了。我知道已经脱险，这才感到十分饥饿和寒冷……”。如今乳山南西屋村史，清楚铭记着这段历史和曲衍海、冯凯的名字。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曲衍海先生遵照党的指示，重新回到了医疗卫生工作岗位，历任乳山县医院院长兼县政府卫生科长、东海担架团卫生队队长、乳山县支前指挥部政治处副主任、秘书、乳山县政府卫生科科长、乳山县卫生院院长、文登专署肺病疗养所所长、文登专署中医进修班主任等职。《曲衍海学术自传》是这样记述：“1945年，日本鬼子宣布投降，我们遵照上级指示准备北上抢占东北。整装待发时，组织上给了我新的任务，让我留下参加组织成立乳山县人民政府，并委任我为乳山县卫生科长兼县医院院长，从此我又开始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当时乳山县的中医水平很高，技术力量较充足，西医力量则相对较弱，全县的医疗卫生与疾病防治工作，主要依靠中医，……1946年乳山县成立了医药联合会，开展医学经验传授、学术交流，我通过向宋洛川、宫陆泉等名老中医学习，确实受益匪浅。后来，我到省卫生厅工作时，将他们俩都介绍到了省中医院工作，成为我省的名老中医。”
“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我参加了武装支前担架团，任团部卫生队长。”这段历史《曲衍海回忆录》是这样记述的：“1947年，蒋介石集中了优势兵力，对我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我陈（毅）、粟（裕）大军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不断给敌军以重创。为支援前线，胶东解放区的文登、荣成、崑嵛、海阳及乳山五县组织起一个担架团跟随作战部队一纵队前进，我任团里卫生队长……
在沂蒙山区，由于敌我双方穿插行军，为防敌人发现，我们白天隐蔽休息，夜间快速行军。每晚少则行进70里，多则行军120里，加上要翻山越岭，大家确实很疲劳。到了宿营地，别人可以躺下睡觉了，而我和卫生员们则忙于巡回医疗，很少有时间休息。一连几个昼夜下来，我学会了一边行军，一边睡觉的方法，就是紧跟着走在自己前面的人，最好让前面的人用一根木棍牵引着，前面人走我也走，前面人停我也停，这样可以边走边睡，虽然不能睡得深沉，但总比不睡要好。脚磨起了泡，感染化了脓，身上发着烧，顾不得休息和治疗，只有咬牙坚持向前走……直到最后脓液被‘烧干’自行脱落。
……为了迷惑敌人，我们所跟随的一纵队故意和小股地方部队换了路标番号，引诱敌人74师一直追踪到了孟良崮上，这个国民党的王牌部队直到被我军团团包围才发现自己上当，要想突围则为时已晚。孟良崮上天昏地暗，密集的枪炮声犹如狂风呼啸，忽忽作响。这时，也许是天意如此，天下起了雨，致使敌人飞机不能及时起飞赶来增援，直到74师被我军全部歼灭，雨过天晴，姗姗来迟的敌机只好无奈地在天空盘旋几圈，寻找目标扔下几颗炸弹……。
孟良崮战役胜利后，……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敌我双方的军事行动又开始了。上级命令我和金泽民两人把96名伤病员护送到30里外的野战医院去。由于敌机轰炸，我们白天不能行走，只好隐蔽休息，到了夜晚，我们便开始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由于伤病员行动缓慢，加上山路难行，队伍走了一夜才赶了20多里地。天亮时，伤病员们又累又饿，疲惫不堪，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户山民，家中只有一口锅，连煮了几锅饭，才让大家每人吃上了一碗饭。饭后，我们打听到野战医院住址，队伍开始出发，当爬上最后一个山头，只见野战医院火光冲天。老乡们告诉我们：‘后半夜敌人包围了医院，杀害了许多伤病员，部分医务人员被俘，有一部分人冲出去了。’听到这消息，我暗自庆幸，多亏山路难行，我们迟到几小时，否则我和这96名伤病员也会遭围遇难。
找不到野战医院了，这96名伤病员如何安置？我和金泽民同志经过商量，决定按照地图继续向北走，追赶野战医院余部。白天，敌人飞机频繁地轰炸和扫射。听到了敌机的轰鸣，我们赶紧隐蔽到一棵大树下面，眼见到山上的羊群遭到了一阵猛烈地轰炸和扫射，敌机飞走后我们又继续前进。就这样走走停停，直到第二天午后，我们才到了一个村庄，伤病员们早已累得走不动了，我们只好在村里找了几间房子，在地上铺些干草让伤病员们休息。由于过度疲劳，大家一倒下就睡着了。半夜有人叫醒了我们，原来是我军九纵队的侦察员，发现我们竟然在敌人的包围圈中睡觉，暗暗吃了一惊，他告诉我们，前面山上就有敌人的岗哨，必须赶快突出去。我立即带领伤病员们连夜出发，到了这天上午，大雾弥漫，我们在山沟里行走，敌人没有发现我们，终于从敌人眼皮底下逃了出来。半路上，干粮吃完了，幸好这里是老根据地，敌人进攻时群众已坚壁清野，把粮食都藏了起来。我们找到一个村干部，他立即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地窖，让我们每个人都装了一些小米。
我们继续前进，仍然是夜行晓宿。17天后，我们终于在黄河岸边找到了野战医院。可是，医院政委告诉我们：‘主力部队已转为外线作战，你们不要跟着部队走了。命令你们把伤病员全部安全地护送回胶东根据地，并且必须在7天内越过胶济铁路，否则就过不去了。’
接到新的命令，我和金泽民不敢停留，立即带领伤病员们回头向东行进。如若继续夜行晓宿，7天时间很难越过胶济铁路，因此必须日夜兼程。白天行军要防止敌人飞机发现，我们把队伍化整为零，拉开距离，以减小目标，金泽民在前面领头开路，我在队伍最后断后，有两个病势较重的同志行走很慢，只好扎了两个简易担架，由我和几个轻伤员轮流抬着他们，但因为吃不饱饭，行军速度仍嫌不快。正在为此着急时，迎面跑来了4匹马，原来是我们担架团派往胶东买马的两个同志回来了。我们通报了敌情，决定要他们俩和我们一起返回胶东。有了这四匹马，把重伤病员扶到马背上，这样以来速度明显加快，第6天我们赶到了胶济铁路线附近的诸城境内。
连续行军23天，大家非常疲劳，很想休息一夜。我和金泽民同志一起分析研究后认为，还是夜间越过铁路比较安全。于是我先把大家集合起来进行了动员，强调了必须继续行军的理由，然后让大家吃饱饭，最后又把96个伤病员分成6组。为了迷惑敌人，每组号称一个营，按我的命令依次穿过铁路。过铁路时我高喊着：‘一营前进！’‘二营跟上！’‘三营……’，既有人声，又有马蹄声。敌人不知虚实，不敢靠近我们，只是在远处的玉米地里向我们打冷枪。结果，96名伤病员全部安全越过了铁路。又走了大约20里路，天已将亮，这里已经是解放区，属于胶东行署管辖，我们这才可以放心地休息了。经过24天的突围和连续行军，行程千里，96个伤病员一个不缺地被送到了胶东根据地，我们终于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头发正在大把大把地脱落。”
其后，据《曲衍海学术自传》记述：“随着战争形式的不断好转，我在沂蒙山区工作不到一年，就回到了乳山县，任乳山县支前指挥部政治处副主任。至1949年10月又回到原来乳山县政府卫生科科长岗位。……1948年，春荒严重，疾病流行，不但药物缺乏，老百姓也无钱治病。这使全县的针灸大夫们有了用武之地，对解决当时困难发挥了重大作用。从此，我便喜爱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针灸学。面对当时的困难情况，我作为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主要领导，除了推行中医方药疗法外，积极提倡使用针灸疗法。在敌人对解放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要让更多的人使用针灸治疗疾病，一是缺乏针具（主要是毫针），二是缺乏针灸书籍。为了克服困难，只有从我做起。我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做了相应安排：一、白天为响应上级‘减轻群众负担，自磨自食’的号召，我承担了卫生科全科同志分担的粮食自磨任务，利用推磨时间阅读针灸书籍和背诵针灸歌诀，一年下来，基本上掌握了针灸要领；二、我利用夜晚时间整理摘录有关针灸书籍，编辑成册，以乳山县医院的名义用石印出版，名为《针灸学》，供全县医生学习针灸使用。三、研究自制毫针，经半年时间终于研究成功，一年时间制造了5000多支毫针，基本解决了全县的用针问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当时中央卫生部长贺诚等的卫生工作思想影响，要求各县医院‘正规化’，竟要把在医院从医多年的中医赶出医院去，并取消中医药设备。面对当时缺医少药的状况和老百姓对中医中药的迫切需要，为了落实上级指示精神，我只好把一个县医院分成了两个医院，一个是没有中医中药的医院，作为正规医院编制，供上级汇报和备案；另一个是由纯中医中药人员组成的中医院，专对群众应诊，以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这样一来，虽然群众满意了，我却又遭到了一部分歧视中医的人“抗上”的指责。”
“1951年冬天，我被调到文登专区肺病疗养所任所长。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肺结核病不会痊愈，只有疗养等死。所以全专区各医院从抗战时期，经过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初期所收治的所有肺结核病人，没有一个出院的。因此各医院都把肺结核病人集中到了这个疗养所，准备无限期地疗养。我到任后，从中医临床的角度对肺结核病人不能痊愈出院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后来经过临床论证和对病人详细复查，认为许多病人经过长期治疗和休养，病灶已经完全控制，已没有传染性。经过反复争论，并取得了当时党委的同意，安排了两批病员出院……。”
“在此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培养了两名中医针灸大夫，一名是当时县卫生所的李少川大夫（后来我把他介绍到省中医院工作及省中医学院任教）；另一名是联合诊所的解霖源大夫。学习方法是：他俩人从周六晚上到周日提出自学针灸的疑难问题，由我一一解答，与此同时由我带领他们进行临床实践……”。
遵照省卫生厅有关加强对地方中医者的培训工作指示，“1953年，组织调我到文登专区中医进修班任主任工作。当时，因我主张中医进修应以提高中医基本理论水平为主，而遭到了中心院长的严厉批评，他（因当时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影响）力主应该通过中医进修学习，把中医逐步蜕化成西医，故而他干脆自己兼任了中医进修班主任，而我只得暂回卫生科工作。1953届文登专区中医进修班，因强迫中医蜕化为西医的办学思想，引起了中医学员的强烈不满，以致闹起学潮，告发到地委。后经地委派陈育鸣先生调解，草草结业。1954年文登专区地委重新批准了我起草的‘中医进修班计划’，同时在卫生科长刘玉太同志支持下，我重新担任了进修班主任工作……并聘请王吉甫、宋洛川二位大夫作为中医师资。有了地委的领导和支持，这一届中医进修班任务圆满完成，顺利结业。”
“1954年秋，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判了贺诚和王斌所推行的错误路线，人民日报不断发表有关贯彻中医政策的社论。各级政府都先后召开了中医代表大会，让中医发表意见，重新落实中医政策，动员中医重新进入正规医院，并明确规定了中医学的教育内容，以四大经典著作（内经、伤寒、金匮、本草经）为基础课本。从此我也真正明确了中医教育的正确方向。山东省卫生厅中医处成立后，赵子云副处长视察了各地区的中医药工作后，特别肯定了文登专区中医进修班的工作，认为文登地区的中医进修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并指示我选拔动员一批优秀的中医进修学员到省城，参加成立省中医院。于是我向省厅中医处提供了一份优秀学员名单，赵处长回到省厅不久，根据名单将一批优秀学员调到了省中医院工作。其中有宋洛川、宫陆泉、李少川、孙宏谋、于敬轩等，后来调去的还有陈育鸣的学生孙铭之、姜德津以及文登专区的中医干部梁富堂，莱阳县卫生院长于抱一。后两位同志留在了中医处工作。”
1955年5月曲衍海先生调任山东省卫生厅中医委员会干事，负责山东省中医教育；1957年2月至1958年10月任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教务主任。其后于“整风补课”运动遭受冤假错案，从此弃政从医。自1958年10月至1962年7月先后在山东中医学院、山东省泰安中药学校任教。1962年7月赴山东省莱阳中医药学校工作。这段历史《曲衍海学术自传》曾这样记述：
“1955年春，我被调到省卫生厅中医处，分管中医进修教育工作，负责制订‘山东省中医进修计划’。……中医处指示我起草的‘山东省中医师资进修计划’，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虽然几经讨论、修改，但省厅办公会迟迟没有批准执行。原因是说：‘山东省中医缺乏讲授人才’，因为‘连省中医院所树立的有名望的高级中医大夫都不会讲课，别的中医就更不行了’。当时中医处的同志们对此表示了异议，就集体对省内的高级中医大夫的专业水平和能力一一组织了研究评议（不想这次研究评议工作竟成了1958年整风补课的检查内容），最后，中医处全体同志取得了一致意见，由付炳翰处长向省委作了汇报。意见的主要内容是：‘目前山东省中医人员中，大致可分为理论家和临床家，临床经验丰富的不一定有讲授能力；中医理论水平很高的，不一定临床经验也很丰富。所以要因才使用。’结果却受到了某领导的严厉训斥。实践证明，中医处的意见基本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
我决定不再在制订计划上下功夫，为了发现有讲课能力的中医药人才，我积极组织中医学术讲座，并首先应省结核病防治所的邀请，在山东省医学会作了‘我对瘰疬病的认识和治疗体会’为题的全省第一次中医学术讲座，目的是能够抛砖引玉，从而触发中医学术交流热情。讲座当时虽得到了部分西医大夫的高度评价，但在中医队伍中仍是无人响应。到1956年我联络了李乐园、宋洛川等中医大夫成立了‘内经讲授小组’，组织了西医学习中医业余班。
为了中医进修教育准备师资力量，我向省厅提名调用了昌淮专区卫生局长林竹亭同志主持成立山东省中医研究班，并建议动员全省各地名医学习和研究中医四大经典著作。通过这一措施，确实培养和发掘出了不少中医学讲授人才，为1957年中医进修学校组织师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7年1月，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正式开学，李光弟和林竹亭任正副校长，我任教务主任，宋洛川任副主任。当时由我担负针灸讲义的编写工作，李少川和钟岳崎担任针灸课教师，我也代讲针灸课。在此期间，我通过亲自编写针灸教材，翻阅大量资料，并接触和拜访了全省许多名医，使我学到了不少的新知识。尤其是崔新斋大夫，他的应用经典理论指导临床治疗的能力十分令人佩服，他的热情帮助使我受益匪浅。
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这一年，我们的确取得了山东中医教育史上的伟大成绩，为全省培养了大批中医教学人才，给山东中医学院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师资基础。
1958年春，我和林竹亭校长等人赴南京中医进修学校取经，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通过参观学习，大家觉得大开眼界，认为主要应先从提高讲义编写质量着手，并提出：第一、先选拔水平较高的学员组织起讲义编写的核心小组；第二、发动全体学员共同讨论讲义编写初稿；第三、组织全体学员边学习边讨论，发挥集体才智，创作一套高水平的教材。谁知这一计划刚刚启动，我就被调到山东省中医院‘整风补课’。我的问题：一是1957年整风反右时，省中医院所划分的那些中医右派分子，多数是我提名调来的，说明我与右派关系密切。二是我1956年前在卫生厅中医处工作时，对省中医院的领导中医水平是怎样评论的，并把我在省卫生厅中医处开会研究中医师资培训时的讨论发言当作罪恶事实。因而被扣了‘阶级异己分子’帽子，受到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三级处分。从此我遂弃政从医，到山东中医学院担任教师。”
1961年，曲衍海先生受上级派遣，由山东中医学院赴泰安的中药学校帮助工作，代理中医学基础课程教学。1962年，山东省泰安中药学校与烟台中医学校合并于莱阳，更名为山东省莱阳中医药学校。曲衍海先生亦随之来到莱阳，在山东省莱阳中医药学校先后承担中医班的伤寒论、中医外科、针灸、中医基础等课的教学。1963年春，经学校领导向上级提请，曲衍海先生正式调到山东省莱阳中医药学校。这一段历史过程《曲衍海回忆录》是这样记述的:
“1962年，省委决定将原泰安中药学校与烟台中医学校合并，更名为山东省莱阳中医药学校，校址是莱阳北郊，归省卫生厅直属。我随两所学校的合并来到莱阳，但仍属于山东中医学院的人，家眷仍在济南。对于我的到来，学校领导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谢意，同时对我的教学工作也很是满意，于是，动员我不要再回济南了。1963年春，我正式调到山东省莱阳中医药学校。家眷迁到莱阳后，我的生活比以前安定了，工作更加努力。1964年，因罗瑞卿在军队开展了大比武运动，地方各行各业也陆续搞起了‘比武’。直到‘文革’前夕，我校的‘比武’活动开展轰轰烈烈。有一次，外地一个观摩团来校，我正在课堂上讲课，当讲到用针灸方法可以发汗退热时，有一个学生报告：‘老师，我感冒了，正在发热’，于是，我当即选穴下针，很快汗出热退，观摩团的人目睹此情景赞不绝口。于是，我和郭建秋老师两人被学校树为专业技术标兵。很快校园墙上醒目地贴出了‘赶曲衍海，超郭建秋’的大幅标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又进入了更黑暗的长夜……。校园贴出了新的大字标语：‘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曲衍海、郭建秋！’……新标语覆盖了旧标语，而且更加醒目。这样，我和郭建秋等老师被首先批斗，不久被关进了‘牛棚’。……学校领导班子也陷于了瘫痪状态，校园内一片大批判的喊叫声，‘停课闹革命了’”。
“1969年7月，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取消了‘牛棚’，我被放出来在药房里当药工。”
“直到1972年春，学校成立了党委，并且恢复了招生，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面向农村的开门办学’。学校先后在莱阳、乳山、掖县等地农村建立了教学基地，进行‘教育与劳动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活动。最初，我被派到莱阳县万第公社的石龙沟村，由‘工宣队’带领着，在大队卫生室坐诊，给各村群众诊治疾病。学生们则在村里边学习，边劳动。两个月后，我又被派往乳山县夏村镇医院搞‘开门办学’”。
“乳山县是我早年革命开辟过的地方，从抗日战争初期开始，我一直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这里有曾和我一起工作过的老战友，有熟悉我的老百姓、老房东，这里许多村的村史，还有县人民医院史都记录着我的名字。这里的人们都了解我，信任我，尊敬我。在这里，我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得知我回来了，许多老人从几十里外跑来看望我，他们有当年朴实的老农民，还有曾经与我吃住在一起的老房东、老党员、老民兵……。”
“当时，提倡‘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治百病，这正是我的特长。针灸疗法在这里再次显示了它的优势。周某之妻，每夜皆胡言乱语，不能入睡，白天则如常人。我想起《针灸大成》所记载曰：‘洁古曰：痫病夜发灸阴跷，痫病昼发灸阳跷’。即给予针刺照海、三阴交后，嘱其迅速回家，否则必睡在半路上。果然三里路尚未到家，病人就睡在车上，其病随之而愈。”
“师生们从乳山县回来后，先后又到了掖县夏邱镇医院、莱阳县团旺公社医院等地，开办‘6．26大学’。当时学校和全国一样在学习‘朝农经验’，组织学生们开荒种地，改造厕所，改造鸡窝，课堂学习和授课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逐渐引起学生们的不满，他们编了一段顺口溜：‘开门开到厕所里，办学办在鸡窝里……’。这种办学方法一直持续到‘四人帮’倒台以后。”
“1976年，十年动乱终于过去了，平静的生活又逐渐恢复。……回顾文革十年动乱中的山东省中医药学校就是一个大舞台，各种人物粉墨登场，充分表演。从头脑简单的热血青年，到老谋深算的权谋政客；从自谓‘根正苗红’，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革命‘左派’，到心地阴暗，借运动以泄私愤的市井小人，在漫长的动荡岁月里都表演的面目鲜活。但更多的还是人民群众对那种动荡的无奈和其善良人性的沉默。这些，就让历史学家们探讨去吧！我的学术活动又逐渐开始了。1978年，在烟台针灸学会针灸技术交流会上，我做了题为‘针灸易学乎？难学乎？’的演讲，得到了全会的热烈掌声及专家的好评。同年，我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医全国统编教材会议，确定由我代表山东同江苏、安徽、广东四省，共同承担《针灸学》教材的编写任务。1979年在山东省针灸学会，我又发表了一篇关于“经络诊断”的学术论文……。能够为国家中医事业再做贡献，我感到无比的充实和欣慰。”
“1979年10月，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拨乱反正，终于对压了我20年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名誉和行政原级。对我政治上的昭雪，主要是对我精神的解放，使我能心情愉快地投身于中医事业中去。”
上文系在曲衍海先生手稿基础上整理而成，原稿未注明撰写时间，根据内容分析可能是1979年底平反后所作。当时因曲衍海先生对省府关于“恢复原职务”的平反决定没有接受，所以被就地任命为山东省中医药学校门诊部主任。其后，1979年被选为山东省中医学会针灸分会副主任委员。1989年晋升为主任医师、教授。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名老中医带徒导师，并确定解乐业、张志忠为其学术继承人；1990年12月离休。1991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1993年被评为莱阳市优秀共产党员；1994年4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导师。2002年5月21日因病不幸去世，享年83岁。我校原党委书记李光耀同志在曲衍海先生遗体告别仪式悼词中说：“曲衍海同志青年时期即投身革命，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革命经历十分丰富。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所表现出来的始终不渝，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百折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曲衍海同志，一贯忠诚于党的事业，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他为人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淡薄名利，政治立场坚定，思想作风正派；他工作中团结同志，顾全大局，以身作则，兢兢业业；他生活中关心群众，待人宽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他为我校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曲衍海同志的传奇人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
60多年来，曲衍海先生潜心钻研，孜孜以求，致力于中医事业。理论上宗《内》、《难》、《脉经》，中医功底深厚，临床上辨证审因，用药精当，故能屡起沉疴。自上世纪40年代又专攻针灸，在理论和临床上进行了精深的研究，并以其为专长。他重视经络作用，强调腧穴功效，讲究手法运用，取穴动态变化，善治疑难奇症和急性痛症，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建国初期他即在全省多处中医药院校任教，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带徒授艺，毫无保留，使祖国古老的中医学、针灸学医术薪火相传。他的学术水平在全省乃至全国中医针灸界都有很高的威望。他数次参加全国中专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和审定工作，主编了《经络学》及其教学大纲，两次参加《针灸学》的编写，为国家中医针灸教学及学术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今年是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建校60周年，也是山东中医药大学建校60周年，这两处院校的建立，都曾经渗透着曲老的辛劳和心血。
他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献给了党的中医药卫生事业。
曲衍海年表
1919年1月30日（乙未年十月九日）诞生于文登县泽库乡后岛村。
1928年，入本村私塾读书。
1930年，入本村小学读书。
1934年，小学毕业，开始跟曲华莲先生学习中医理论。
1937年，经文登县国民党政府主持的中医考试合格，取得行医资格证书，开始行医。
1939年4月，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被群众选举为后岛村村长。是年19周岁。
1940年春，为了帮助群众渡过春荒，领导群众到五垒岛海口向粮商借粮，又动员本村富户借粮。不久，为逃避国民党投降派的逮捕，只身逃到东北安东做苦力。
1940年7月，从安东返回，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后岛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1940年12月，脱产参加革命工作，任文登县职工抗日救国会宣传委员。
1941年春，调任东海专区战委会工作队队员，在队长李井领导下工作，任务是到新解放区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救国组织。
1941年5月，调任新成立的牟海行署（后改乳山县）职工救国会宣传委员。是年春，和渔救会副会长高忠德到沿海解放区组织渔民成立渔民合作社，活动在里岛至尚洞一带。
1942年夏，调任减租减息工作队小组长，到游击区育黎一带活动，在刘中义、王浩领导下工作。
1943年春，调东海专区渔盐局工作。
1943年秋，调东海工商管理局海产股，负责黄海沿岸各县渔盐工作。
1945年，调任刚成立的乳山县卫生科科长，兼县医院院长。
1947年，参加武装支前担架团，先任担架团六营军医，后任担架团卫生队长，在团长王克、政委李玉领导下工作。跟随一纵队转战沂蒙山区，参加孟良崮战役。
1947年武装支前回来，被任命为乳山县支前指挥部政治处主任。
1947年底，支前任务完成，回乳山县医院继续任院长。
1951年春，调任文登专区肺病疗养所所长。
1952年，调文登专区卫生局负责公费医疗工作。
1954年春，调任文登专区中医进修班负责人。
1955年春，调到山东省卫生厅中医处，分管中医教育，负责制定山东省中医教育计划。
1956年，和梁富堂一起走访山东各地，选拔中医人才，筹办中医研究班。
1957年春，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成立，任教务主任，在校长林竹亭领导下工作。
1958年春，调到山东省中医院参加“整风补课”，遭受冤案，被定为“党内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行政降三级。
1958年秋，山东中医学院成立，被放到中医学院任教。
1959年秋，奉命到新成立的山东省泰安中药学校帮助工作，担任中医基础学教师。
1962年秋，随山东省泰安中药学校与烟台中医学校合并来到莱阳，在新合并成立的山东省莱阳中医药学校任教。
1963年春，正式调入山东省莱阳中医药学校。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初多次遭到批斗，关进“牛棚”。一连3年，在监视下从事体力劳动。
1969年，被从“牛棚”里放出来，在药房当药工。
1972年秋，学校恢复招生，开始参加“开门办学”。
1979年春，省卫生厅决定，宣布为之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行政原级，恢复原职务。任命为山东省中医药学校门诊部主任。
1979年，被选为山东省中医学会针灸分会副主任委员。
1983年5月，被评为副主任医师。
1989年3月晋升为主任医师、教授。
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名老中医带徒导师，并确定解乐业、张志忠为学术继承人。
1990年12月办理离休手续，但仍继续在岗带徒。
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
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
1993年被评为莱阳市优秀共产党员。
1994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导师。
1995年，所带两名徒弟解乐业与张志忠如期通过考核和论文答辩，成为副主任医师，完成了带徒工作，正式离职休养。
2002年5月21日凌晨病逝于山东莱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