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学校建校60周年，在校庆之际，我们会很自然地回想起学校的老前辈为学校发展所做出的无私奉献，我的恩师宋健民（1922—2016）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熟悉先生，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那时有一批学校的老教师在门诊坐诊。我是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在上课之余，非常热衷于临床，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门诊跟老师们学习看病。老师们都是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中医先生，病人很多，除莱阳当地外，还有周边县市如莱西、海阳、栖霞、招远、掖县（今莱州市）等地患者。在那个年代，门诊的条件还是比较差的，是几间较大的平房，一间诊室有2至3位老师。我们几个青年教师在门诊和老师们的关系都非常融洽，虽然我们自己也有处方权，但在老师面前，基本无经验可谈，所以乐意跟老师学习。宋健民先生门诊以中医内、妇科为主，我开始时曾给先生和其他几位老师书写病历和抄写处方，没有固定的老师，后来渐渐以跟随宋健民先生学习为主，并多年断续协助先生整理临床资料。数十年聆听先生教诲，学习先生经验，受益良多，不仅提高了自己的专业水平，同时也和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光阴荏苒，恩师宋健民先生离去已二载，至今每忆及先生，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写这篇回忆先生的文章，借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师承奠基 一代名医
先生1922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现为乳山市）海阳所镇南泓村，全家以务农为生。9岁上学，读过2年私塾和4年学堂，从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到四书五经等古籍的学习，奠定了扎实的古文基础。1937年下学后，因身体虚弱且患有慢性疾病，亲身感受到求医买药之难，遂萌发了学医志向。先后拜当地名医宋竹铭、于贡卿先生为师学徒，前后7年，熟练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诀》等中医启蒙书籍，系统学习了《医学心悟》、《医宗金鉴》、《济阴纲目》、《本草备要》及《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知要》、《难经》等经典著作。据先生说，师父要求徒弟是很严格的，学习的章节都是要求背诵，老师每天都要规定背诵的内容，待背熟之后，晚上进行讲解。因为在私塾学习时养成了背书的习惯，所以不愁背书，对老师的要求基本都能做到，常常受到老师的称赞。学徒后期开始跟随老师诊病，并在临床学习诊断与针灸等医术。1944年出师时，老师于贡卿先生亲自写了“健民中医诊所”的牌匾，先后在当地和烟台挂牌行医。由于当时缺医少药，诊所患者络绎不绝，先生则以老师为榜样，认真为每一位患者诊疗，深受群众爱戴。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中医从业人员重新进行考试，先生于1950年通过烟台卫生局考试，参加了烟台中医公会，重新颁发了医师开业执照，并担任中医公会学习组长。
1952年，业余参加陈育鸣（曾任国家卫生部中医司副司长并兼任北京中医学院首任院长）在烟台举办的医务进修学校，不但学习中医典籍，还较系统学习了西医的生理解剖学、内、外、妇科等基本知识，主讲老师是李伯南博士。通过二年半的学习，提高很大，增加了不少中西医的新知识。
1955年放弃个体行医，被分配到乳山县医药合作部任医师。1956年底，又到文登中医进修班学习半年。主要温习中医四大经典著作及学习针灸等内容。这期间，不仅注重学习理论，更多的是临床实践。不仅上班时间坐诊看病，节假日回家休班也要义务给乡邻看病。凡求诊者来者不拒，对要求上门诊病者也有求必应。
1958年被选送到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一年。学习方法是上半年由学校老师主讲，下半年挑选学员上台讲课(主要是培养挑选中医师资)。当时有李克绍和潘瑞五两位同学讲《伤寒论》，先生和另一位同学讲《金匮要略》，共讲了半个学期。不仅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同时对自己的理论水平也有很大的促进和提高。1959年1月毕业时，学校已决定留先生在山东中医学院任教，因同年烟台专署筹备成立中医学校缺少师资，遂与先生联系，希望能回烟台任教，于是服从组织安排回到烟台，成为早起来到烟台专区中医学校的教师之一。
回到烟台专区中医学校后，先生被安排在中医基础组任组长。当时学校举办了多期中医进修班，培训对象多是通过师承开业而非科班出身人员。为解决学校教材缺乏的困难，先生主编了《中医妇科学讲义》和《温病学》讲义，并自编自讲。由于讲课的内容针对性强，很受学员欢迎。1960年到教务处负责教学管理工作，并讲授《金匮要略》《本草备要》等课程。
1962年，烟台中医学校与泰安中药学校合并，迁址莱阳，先后改名为山东省莱阳中医药学校、山东省中医药学校，先生担任中医学科主任，兼讲《伤寒论》及《温病学》两门课程，后又主讲《中医妇科学》。同时，也定期到学校医院坐诊，并指导学生实习。
1963年到南京中医学院进修学习1年，主要学习伤寒、温病等中医经典。当时授课的老师都是国内知名的大家，像孟澍江、陈亦人等。通过聆听名师讲座和刻苦学习，更进一步丰富了理论知识，提高了学识水平。
十年动乱期间，学校曾一度停课闹革命，先生则组织部分老师和学生到农村去，为缺医少药的农民诊病，既解决了农村看病难的问题，又提高了学生的医疗水平。
1982年以后，除为学校举办的中医进修班讲授部分课程外，主要在学校门诊从事中医内科、妇科临床及青年教师的临床带教工作，所带出的10余名青年教师，现在均已成为学校及兄弟单位的专家。同时，根据自己经验创立的“特效感冒宁”、“调气和胃宁”、“ 胆痛宁”等多首有效方剂，曾经学校制药厂做成制剂，作为学校医院协定处方应用。其中，“特效感冒宁”一方获国家专利。
先生业医70余载，在教学方面勤奋敬业，教书育人，桃李遍地。临床则遵从“真才实学，来自实践；孜孜以求，永无止境”的信念和追求，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善于思考，继承创新，形成了治病以条畅气机为要，善用理气开郁之法的个人学术特点。在诊疗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师古而不泥古，发展而不离宗，并注意与现代医学相结合。晚年则潜心总结业医心得与临床经验，著书立说，传承启迪后人。先生一生勤奋，学验俱丰，德高医粹，是山东省首批名中医药专家。
治学严谨 诲人不倦
我开始业余跟随先生在门诊学习的时候，先生已近花甲之年了，大半生的临床与教学，造就了先生很高的理论与临床水平。年少师承背书的基本功，加之几十年孜孜不倦的读书临证，先生对中医经典及本草脉学等古籍张口即来，在临床上，每用一方一药，都能引经据典，说出其来龙去脉，直到90岁高龄还能如此，令人叹服。在此，仅把先生在临床带教中经常谈到的四个问题简要介绍如下。
1.学医三要
由于中医理论的特殊性，初学者常会感到不少困惑。怎样才能学好中医？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经常困扰中医学子及不少年轻中医师的话题，也是学生在老师面前常常请教的问题。我年轻时也是这样，也说不清问过多少人，但大多数情况都是不满意，老是感觉不得要领。先生早年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根据自己的体会，总结为学医 “三要”：
（1）要学理，不学理无以立。“理”指基础理论、生理、病理、药理、脉理、哲理及四大经典等，理乃立身之本。
（2）要学歌，不学歌无以言。“歌”指汤头歌、脉诀歌、经络歌、药性歌、名词名句等，学歌才能言之有物。
（3）要实践，不实践无进展。理论通过临床验证，才能创新，得到提高。
可谓是“言简意赅，生动具体”。每当有学生问到如何学好中医时，先生都会耐心的把“三要”结合自己的学医过程和体会形象讲解一番，即讲经验又讲教训，使学生深受启发，常有豁然开朗之感。
需要说明的是，先生所说的 “理”，不仅是指要学好教材，还要读经典原著，对于临床而言，学好《伤寒论》、《金匮要略》尤其重要；所说的歌，也不仅仅是指《方剂学》中的方歌，最好还要会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诀》、《频湖脉学》等古代中医启蒙书籍，在临床上会有很大帮助。
我们今天在书店里或者在网上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中医书籍，从经典到临床，可谓应有尽有。但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国家正处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十年动乱”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文革”中出版的中医教材被改的面目全非，如：认为四君子汤的“四君子”是封建名词，改为四味汤；君臣佐使的“君臣”是封建名词，改为主辅佐使；基础理论的“五行学说”被批判为机械唯物论，不再讲授；中医院校不学中医经典等等。我那时还没有见过较为完整的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版本。遵照老师“学理乃立身之本”、“学歌才能言之有物”教导，自己也开始注意到图书馆找来文革前出版的中医经典及其他医籍阅读，并背诵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主要条文以及《汤头歌诀》《濒湖脉学》《药性赋》等，丰富了中医知识，提高了理论水平，对教学及临床都有很大帮助。
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医学，没有实践的理论只是纸上谈兵，要想做一名会临床看病的中医，没有反复地临床经验积累是不行的，所以先生说“要实践，不实践无进展”。先生临床带教时对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要求我们既要“熟读王叔和”，学好中医理论，还要多临证，理论与临床相结合。
曾经有人说中医是“经验医学”，虽然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受到了很多中医大家的批评，因为中医学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临床实践是在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但不可否认，如果从事中医临床，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感觉，如果中医跟西医比较，中医在这方面显的尤为突出。这是我在临床方面的体会，相信这也是很多中医临床医师的体会。经验有间接和直接的不同，我们学习的临床教科书及多种临床类书籍，包括跟老师学习，这些都是学习间接经验，只有亲自在患者身上用过（服药或其它疗法），也就是在反复实践、不断反馈的过程中，才能最终形成自己的经验。但如果能够有幸跟经验丰富的老师学习，可以走捷径而少走弯路，这种经验的传承，比自己临床摸索积累经验当然要快的多，对学生来说，可谓事半功倍，体现了老师为中医事业传承提携后学的高尚情操。近年来我们反思中医教育，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各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开展了各级中医师承工作，中医临床师承就是为了继承老中医宝贵的临床经验，提高中医临床水平。
2.治病求本
跟随先生临证学习，感慨最多的就是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讲理论从经典到各家学说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临证四诊和参，强调知常达变，治病求本。
先生读书很多，知识渊博。当年随先生临床学习时，很多时候老师说的书籍、方剂别说读过、用过，就是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临床辨证治疗，所用方药之奇特及疗效之好，常出人意料。上世纪90年代有一验案，至今记忆犹新：一中年女性，两臂及手指麻木2年，自述除睡眠外，其余时间皆麻木不适，以致不能劳作。常感胸闷不舒，性情抑郁，身体困重，饮食欠佳，舌苔白腻。西医按末梢神经炎治疗半年无效，又经多名中医诊治，先后服药百余剂，仍效果不显，几经辗转求治于先生。先生认为此痹证乃气郁所致，治拟理气开郁为法，处开郁舒经汤原方5剂。二诊诸症大减，患者兴奋不已，继服5剂而愈。
对于此方此证，先生曾为我做过详细讲解。气郁可以致痹，而理气开郁法亦可治愈痹证。今之中医教科书，其论述痹证的成因，无非内责肝肾不足，气血虚弱，外责风寒湿热之邪侵袭，经络闭阻，鲜有把气郁作为痹证原因之一提及者。而气郁至痹之说及其治疗，古即有之。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曾载开郁舒经汤一方，药由紫苏、香附、陈皮、乌药、川芎、苍术、羌活、南星、半夏、当归、桂枝、甘草、生姜、竹沥等组成。主治“手足麻痹，七情六欲郁滞经络”一证。此处“七情六欲郁滞经络”，即是言由气郁进而引起的手足麻痹等症。
气郁何能致痹？先生认为：人赖气血以煦之、濡之，气血相贯周身，全赖气机之疏通畅达，一旦气郁不舒，则血不畅行而郁滞，气不化水而湿停，气郁痰湿相因，遂致经络闭阻，荣卫涩滞不行，肢体肌肤失养，则麻痛作。本方配伍，妙在理气开郁为先，气、血、痰湿三者并治，使气血畅，水湿除，经络通，故对于痹证因气郁痰湿为患者，疗效显著。可见，气郁与痹证实因果相联。故尔，痹证之治，勿忘开郁一法。在多年的临证实践中，先生曾用此方治愈气郁痰湿痹证多例，凡见患者以肢体麻木为主，兼有或胀或痛或重，情志不舒，胸闷身重，苔腻脉滑等表现者，原方或加减应用，每多获效。我曾把先生的讲述做过文字整理，以“理气开郁治痹证”为题，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
先生带教学生，不管是本校青年教师，还是外单位进修人员，都是循循善诱，边诊病边讲解。在患者面前，先让学生辨证处方，然后修改，如果学生的处方基本对路，则不做改动，并对学生鼓励一番。对于自己的临床经验，会毫无保留的传给学员；对于学生请教问题，皆做详细解答。老师带教的学生很多，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先生认为，中医临床看病，不论疾病怎样千变万化，必须“谨守病机”，方证相应，才能疗效显著。此举验案1则，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病求本思想的具体运用。
一老年男性，患慢性支气管炎几十年，经济南某大医院住院治疗，老慢支好转，但在右肘尖处长一椭圆形囊肿，形如小苹果，约3×3cm大，抽液两次未愈，出院后来我校门诊就诊。症见漫肿不红，局部有紧张感。舌苔白腻，右脉弦。宋老仔细分析病情后，诊为饮邪流入关节。治疗以温药和之的方法，方用苓桂术甘汤去甘草，加苡仁、防己、地龙，水煎连服10剂痊愈，未见复发。
先生临床主要以中医内科、妇科为主，有时妇科患者占门诊很大比例。在中医妇科病的诊疗方面，先生在理论与临床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其临床水平在胶东半岛算得上是屈指可数。对于妇科的生理、病理与临床诊治，先生自编了一个歌诀：“诊治妇病贵详明，气血阴阳是本宗。脏腑重在肝脾肾，经络冲任督带通。更要分清年龄段，辨证寒热虚实情。牢记整体查病源，施治方能得其中。”这个仅有8句话的歌诀，把妇科病的诊治要点和辨证方法做了归纳，可谓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对妇科临床很有指导意义。
在治疗妇科月经疾病时，先生经常告诉学生要注意“调经先去病”，不要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月经的异常上面。这种教导和提示，对于青年中医的妇科临床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就深有体会，因为是月经病，很自然的一门心思探究月经异常的原因，在思路上扩展不开，临床经验不多的年轻中医尤其如此。也举先生验案1则：
一女性患者，30岁，在北京工作。闭经一年多，曾多次用中药调经治疗，月经仍未来潮，回莱阳老家时求先生诊治。自述每次临来月经时总是大汗淋漓，平时也是经常自汗不断。诊见舌尖红，脉数。先生即开当归六黄汤加减，在场学生疑惑不解，先生解释说：此患者汗出血亏即是病的症结所在，因汗血同源，故汗止则血盈，月经即可来潮。连服15剂，汗止月经来潮。
这个病例对我的启发很大，正如先生所言“牢记整体查病源，施治方能得其中”。先生临床用方非常灵活，如小承气汤治疗乳房胀痛、桂枝汤治疗痛经、完带汤加减治疗不孕等等，皆获良效，反映了先生治病“谨守病机”、“治病求本”的高超医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曾经把先生的一些妇科验案以“宋健民主任医师妇科治验举隅”、“宋健民老中医经方治验举隅”、“调气止漏汤”等为题，发表于《中医文献杂志》、《陕西中医》等中医学术期刊。
3.继承创新
先生是中医界的老前辈，他思想活跃，反对把中医僵化，强调“医要继承创新”，“要师古而不泥古”。也就是要在认真学习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还要结合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提出新理论，创立新方法。2010年，先生已经89岁高龄，用毛笔工整地写下了临床经验静思录：“辨证施治须整体，传变规律不能失，突出重点抓病机，三因变化思路依。”强调中医辨证要在着眼整体的基础上，还要注重动态变化，因为根据三因变化抓病机是中医诊病的灵魂。正因为三因变化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所以临床辨证就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创立新理论，提出新治法并拟定新方药，以适合病情需要。
他经常对我们说，历代医家均是遵循上述原则，结合当时情况，阐发自己的独特见解，才做出了突出贡献。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当时正处在战乱环境，人们生活动荡不安，常遭受饥饿寒冷和精神刺激，这些因素引起的疾病很多，应用治伤寒的方法往往无效，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体会到这些因素最易耗伤人体元气，提出了“内伤学说”，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所以著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等著作。我们应当学习先贤垂训，有所发展提高。现在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相对也带来一些弊端如环境污染，人们体质肥胖，室内家电的污染等因素，都能引起较多复杂的疾病，所以现在中医临床除要继承前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外，更要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确定治法方药，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疗效。
先生“继承创新”的理论与临床有多个方面，此举感冒一病为例。在中医内科学中，感冒一般以风寒、风热或夹暑夹湿分型论治。先生通过临床观察，用传统的治疗方药，有的治愈较快，有的反复发作，缠绵不解。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当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也日益加重。从中医角度来说，污浊之气（含汽车尾气在内的多种空气污染）混合于六气之中，可称为六淫杂气之邪。杂气之邪易随气候变化而侵犯人体，使病情加重，感冒频发。鉴于此，宋老根据感冒为六淫杂气之邪致病的观点，自拟了“特效感冒宁”一方。用于防治感冒，经临床多年验证，疗效很好。此方曾登载于《中国中医药报》《中国当代名医名方录》等书刊，已广为流传。
药物与用法：苏叶10g，薄荷10g，藿香10g，防风10g，荆芥10g，双花10g，苍术10g，黄芪12g，甘草3g。水煎每日2次温服。或研为末，分3次冲服。
主治：感冒时邪，鼻流清涕，咽喉痛，咳嗽，恶心腹泄，或发热恶寒，舌苔薄白或微黄腻，脉多浮。
加减：咽喉痛者，加桔梗、僵蚕。咳嗽痰多稠者，加浙贝；清稀者加陈皮、半夏。头痛者加白芷、川芎。乳蛾 (化脓性扁桃炎)加漏芦、白芷、大黄。夏季感冒恶寒无汗者，加香薷。口渴汗出小便短赤者，加滑石、石膏、荷叶。
此方我在临床治疗感冒经常应用，疗效很好，对于一些体弱感冒迁延不愈的患者，也是一首有效好方。曾有莱阳某乡医告诉我，先生此方他很早就在《中国中医药报》的“名医名方”栏目中看到，并且记录下来，由于觉得不好理解，所以临床治疗感冒仍然习用银翘、桑菊等剂，但在常规治疗乏效改用此方后，常会收到良好效果。在临证中，宋老类似的新见解很多，反映着先生深厚的中医功底，体现了中医要在继承基础上创新的必要性。
当然，这种“继承创新”并非易事，首先是要有中医传统理论的继承，又要有长期大量的临床实践，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抛开这个前提来谈中医的“创新”，只能是纸上谈兵的空谈而已。
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也已经退休几年了，虽然从年龄上来说，也算是一名老中医了，但和当年的先生相比，可谓相去甚远。要想达到先生这样“继承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就要向先生那样，孜孜不倦学好经典及先贤著述，兢兢业业干好临床，既要“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又要勤于思考，与时俱进。在探索中医的路上，先生对我来说，永远既是老师，又是榜样。
4. 衷中参西
一般人会认为，先生是建国前行医的老中医，学徒前读过私塾，国学基础深厚，熟谙中医经典，但西医知识可能懂的不多，其实不然。先生对西医学也是很熟悉的，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先生思想开明，勤奋好学，喜欢接受新知识，前面说过，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就较系统的学习过西医学基础和临床知识。再就是先生在临床中很重视西医的检查与诊断。他常说：“不管中医西医，都是为病人解除痛苦的，中西医各有所长，应该互相补充，不应该相互排斥”，非常赞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诊疗疾病。尤其在妇科病的诊疗过程中，先生认为月经病等大部分妇科疾病，中医治疗效果要好于西医治疗，但西医的检查手段先进，有时候对认识病情会有很大帮助，临床不可忽视。在妇科临床中，先生对首诊患者都尽量查清楚西医病名，有时限于学校门诊条件不能检查时，先生则嘱患者去其它医院检查，以便明确诊断，作为中医治疗的参考。
我还很清楚记得在上世纪的80年代，栖霞的一位女患者，45岁，因月经不调3个月，在当地服中药30余剂未见好转，经人介绍慕名来诊。自述月经不规则，经来淋漓不断，少则半月，多则20余天方干净，有时白带有血丝，体倦食少，舌淡苔白腻，脉虚。先生仔细看过前医所开的中药处方，嘱其先到上级医院做妇科检查诊断，如果需要吃中药再回来开药。6天后，亲属专程来到门诊告诉先生，患者在青岛某医院诊为“子宫内膜癌”，已经做了手术。由于病情发现早，病灶没有转移，医院说预后较好，并非常感谢先生及时提醒，为尽快手术治疗争取了时间。在临床我见到的先生类似的病例还有不少，不再列举。再如，中医的月经不调、崩漏等月经异常的病证，从西医角度而言，可见于很多疾病，明确西医诊断，对于中医药治疗的效果、预后等都有帮助。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上面这个患者及家属有点愚昧，为什么吃这么多中药不见好转还不做妇科检查，还继续找中医治疗。这是因为年代的关系，那时医院的设备条件较差，人们的医学知识也远没有现在这样普及，经济条件也差，很多农村患者，生病后都喜欢找中医吃中药治疗，一个中医的药效果不好，就再换一位医生，这都是寻常事。现在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每年都会组织职工查体，有条件或重视身体健康状况的个人也会自己查体，但那时别说查体，就是连“查体”这个概念都没有。改革开放以来，医疗条件和水平伴随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变化，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这是时代的进步。
先生常说：“人命关天，患者相信我们就是把命交给我们，千万不能马虎，如果有些病西医有优势就要明确告诉患者，医生要时刻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想方设法尽快使患者康复。”正如他在从医箴言（见后面）中所说：“衷中参西求互补，创新立意敢超前。”在过去那个年代，先生作为一名老中医，他的思路做法确实是超前的。这不仅说明先生的临床经验丰富，还体现了先生对患者高度负责的精神。
心系患者 医德高尚
先生不仅临床水平高，还有很高的医德修养。先生在闲暇时，经常对学生进行医德教育，不过这种教育不是郑重其事地讲理论或是大道理，而是结合自己的阅历讲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先生说，他在年轻跟老师学徒时，老师也是要求他把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背熟和理解，作为自己将来的行医准则。那时老师是个体行医，医疗收入就是全家人的饭碗，但老师从来不是金钱至上，真诚对待每一位患者，热情为患者服务。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也救助过不少特别贫困的病人，老师的这种高尚品德对先生影响很大。先生写过一篇《诊余漫话》的文章，其中一个题目就是“医要立德修业”，强调“医乃仁术，道德为先”。在临床随先生诊病过程中，身临其境的耳闻目睹，深切感受到先生高尚的医德。
上世纪的70年代末，人们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学校门诊的患者，大多来自莱阳及周边县市的农村，那时有不少患者就诊拿药常常先要问价格，如果稍贵则无钱拿药，这在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是无法理解的。即便是患者没有提醒，先生每次为患者处方时，也常常是反复斟酌，尽量做到既治病又少花钱，并常常对我们说：“农村老百姓生活不容易，省吃俭用攒钱看病，能省的钱要尽量为病人省。”有些中药材在当地的山坡路边就有生长，只要时令合适且能够采到，都是嘱患者自己采集，比如艾叶、槐花、薄荷、车前草等等。
先生有一首名为“消胀散”的小方，由苏梗、陈皮、莱菔子3味药组成，主治胃脘胀满。临床可单独使用，也可以根据不同兼症加味应用。先生曾给我讲过这首自拟方的来历。1964年，学校曾组织医疗小分队，到农村为农民治病。先生在文登县巡回医疗时，见农民患胃胀嗳气的甚多。由于当地农民经济困难，小病不求医，很多人久而拖成重病。先生非常同情患者，他不是简单地给病人开处方，而是就地取材，嘱患者用农村不花钱就能找到的苏梗、橘子皮、萝卜种子（莱菔子）让患者煮水喝，大家反映很好，减轻了很多农民的痛苦。后来，先生在此基础上拟定了本方。胃病是临床常见病，胃脘胀满又是胃病的一个常见症状，我在临床上根据患者具体病情，或是在本方的基础上加味，或是在辨证用方的基础上加用本方，大多效果明显，其理气除胀和消食的作用是很好的。
也有患者是来问病寻求偏方的，老师皆一视同仁，态度和蔼，耐心回答各种询问，从不推脱或敷衍患者。记的有一年的夏天流行暴发火眼，（又叫红眼病，即西医的传染性结膜炎，是一种急性传染性眼部疾患）。由于那时卫生条件差，人们的卫生知识少，常常是一人发病传染全家多人，不少患者前来寻求偏方治疗，先生除告诉患者诸如注意卫生、防止交叉感染、饮食禁忌等有关注意事项外，让患者回家到野外采新鲜蒲公英，每次用2两左右，洗净煮水，一半水内服，一半水熏洗眼睛，收到了很好的治疗效果。
今天这种用“一根针，一把草”治病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但在那个贫穷落后、缺医少药的年代，它确实能为老百姓解决很多问题，也充分说明了中医药在人们医疗保健方面的简便廉验和历史贡献。即使是今天，这些简便的方法有时仍然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有时就诊人数多或因交通等原因患者来的晚了一些，宋老宁可晚下班也要耐心看完病人，这都是经常的事情，从来没有因为到下班时间而草率诊病。先生晚年因年事已高，不再坐诊，在莱阳学校宿舍院居住的日子里，门卫和在宿舍院居住的老师们都知道，几乎每天都有找先生诊病的患者，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先生亦是热情接诊，把家变成了诊所，无偿为患者服务，深受患者赞誉。即便有时身体不适不能诊病，也是根据病情为患者推荐门诊医师诊治，真正做到了“待病人如亲人”。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仿佛就在眼前，让人感动不已。
胸怀坦荡 后学楷模
在与先生接触的日子里，我眼中的先生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和长辈，又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在闲暇时，我有时候也会问及先生一些过去的事情，常常会引发先生的一些感慨。先生是旧社会过来的人，青少年时期正直国家战乱，社会动荡，曾历经坎坷，其中最让先生感叹的就是在那个年代社会不稳定，生活无保障，经常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因为有旧社会谋生不易的体验，所以先生在谈及往事时，常常新旧社会对比，盛赞今日社会之稳定，满足于今日生活之幸福。
“知足常乐能延年，能忍自安百病蠲，人生岂为钱和米，只求事业传世间。”这是先生写的座右铭，也可以说是先生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养生的基本原则。关于这个座右铭，先生曾经在不同场合给我做过多次解释。
“知足常乐能延年”。这里的“知足”是指对个人生活和工作现状的满足。考虑问题立足现实，不贪求妄想，不患得患失。这种心态自然就会少生烦恼，心神安定，也就是《内经》“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之意。先生特别说明，这是作为一个养生术语来说的，与我们平素所说的对待工作安于现状的“不思进取”、“不求上进”不同，它是相对于患者康复和老年人保健而言，有益于保持身体健康的一种心态。
“能忍自安百病蠲”。这里的“能忍”是指在与同事和家人相处时，对非原则问题的生活琐事和个人恩怨的忍让。遇事冷静而不冲动，不斤斤计较，心平则气和，气和则血畅，故少病而健康。需要注意的是，“能忍”不是“强忍怒火”的表面忍让。否则，不仅不能身安“百病蠲”，还可能会导致郁怒伤身而“百病生”。
“人生岂为钱和米，只求事业传世间”。对于一个人来说，物质生活是很重要的，但人的一生不能只是为了物质享受，还要有更高的追求。先生作为一名老中医，就是把自己钟爱和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医事业传承下去。
先生一生胸怀坦荡，淡泊名利，生活简朴，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晚年仍然是饮食起居规律，每日散步活动，无烟酒嗜好，随遇而安。我与先生接触几十年，从未见过先生和同事有过什么矛盾，和患者有过什么争吵。在任何场合，也从未听先生谈论计较过与个人利益有关的事情，总是那么沉着冷静，胸怀坦荡。正如《内经》所云：“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种知足常乐的心态，使宋老到耄耋之年，仍身体硬朗，平时很少吃药打针，至95岁高寿而终。
先生的这个座右铭，我在多年前就写在笔记本上，并且已经熟记在心了，重温先生的这四句话，自己也有很多感慨。“知足常乐”这简单的四个字，虽然人们都会经常说，经常写，几乎已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但要做到像先生这样真正实践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中医养生的角度而言，我觉得这四个字不仅仅是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而是一种修养、一种人生的境界。
先生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但对他所从事的中医事业却是一往情深。退休之后，一直自己订阅《中国中医药报》等刊物，以便及时了解中医药发展动态。凡是曾经到家中看望过先生的老师们都知道，每次与先生见面，所及话题几乎全部与中医药有关，或是中医的发展问题，或是中医的传承问题，或是中医的学术问题，或是某一病证方药的应用问题，等等。直至90高龄，仍然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这种对中医事业的不懈追求与探索精神，令人印象深刻。
多年来，先生有一个习惯，就是平时读书临证，每有心得，必记录在案，日积月累，达数十万字之多。由于早年忙于中医教学和临床，无暇进行系统整理，晚年除了少量的诊务外，集中精力整理自己的体会和经验。每天除按时休息及散步外，其余时间都用在整理资料上。我每次去家中看望，先生都是在客厅伏案写作，写字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笔记和资料，笔耕不辍，潜心总结临床经验和心得，我作为先生的学生和晚辈，每当看到这些，深感自愧不如。
先生晚年不仅坚持读书、临证与写作，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他结合自己从医一生的感悟，写下了从医箴言：“医德详明志向坚, 事理通达立身先。经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理自现。勤求古训为继承，博采众方要创新。学无止境谦受益，集腋成裘永不满。辨证论治需整体，审病求因寻本源。急则治标缓治本，标本兼治须周全。外感不外六淫邪，内伤多因脏气乱。传变多端抓要领，随证用药法多变。衷中参西求互补，创新立意敢超前。”这是先生的感悟和经验，而对我们晚辈来说，则是语重心长的谆谆告诫，我觉得弥足珍贵，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仿效。
先生整理的理论总结及临床经验，有多篇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等中医药学术期刊。先后出版《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宋健民》（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健民医录》（科学出版社2011 90岁），《伤寒论精选解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 91岁）《妇科临证实录》（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 94岁）等。把自己一生积累的宝贵经验公诸于世，供后学借鉴学习，兑现了“只求事业传世间”的庄重承诺。先生精湛的医术与高尚的医德，活到老，学到老的读书治学境界，堪称我辈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