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1979年12月来校工作，正式拜识郭健秋老师，到1984年春他病逝，我与郭老师相处只有四年的时间。时间虽短，但通过日常交往，聆听他的教诲，接受他的指教，我感到能在我36岁以后遇到这样一位山东顶尖中药专家作为恩师，无比荣幸。在这四年里，通过各位同事对郭老的评价和我与郭老相处的亲身经历，我对郭老的为人及对山东省中医药学校的贡献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对他把一生的心血全部奉献给山东省中医药学校，奉献给他热爱的中药教育事业的精神，我感到十分敬佩。
郭健秋老师，江苏镇江人，上海国医大学毕业。据他个人讲，他完全可以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但他却因工作需要从事了中药工作。从此他与中药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这个领域顶尖的专家。郭老1958年9月到泰安中药学校任教，1962年随着学校合并，到山东省中医药学校工作，成为我校中药专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由于历史原因，郭老很长时间一直在中药标本室与刘金先老师一起工作。他是中药标本室的创建人和药材标本的采集者及保护者。刘金先老师在世时曾对我讲，由于郭老对山东药材总公司、省药检所比较熟悉，标本室里的大部分标本都是以他为主采集的。他对这些标本视为珍宝，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地呵护保养。文革中，红卫兵几次想冲击标本室，要砸毁那些珍贵的标本，他都凭借他在学生中的威望，劝退了冲动的学生，保护标本室没有受到破坏，保护保存了一大批五六十年代的传统中药材标本。他听说哪个药材公司有贵重的药材就向学校建议购买，标本室现存的那支非洲犀牛角就是郭老和隋文连老师在莱阳药材公司购买的。现在我校中药标本室那些再也采集不到，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药材标本，就是那个年代保留存下来的，有些标本堪称“镇馆之宝”。正因为我校标本馆保存了这样一批珍贵的标本，才使我校标本馆成为全国同类学校独一无二的中药标本馆，成为我校教学重要的实习基地，也为我校教师教学，编写教材提供了翔实的实物资料。
郭老不仅收集了大量正品药材标本，还为标本室采集了一批用于鉴定教学的伪品标本。1980年以后，省卫生厅、学校领导经常让郭老参加全国、全省重要的中医药学术会、鉴定会，在开会之余，他到各药检所收集几十种伪品标本带回学校。他认为伪品标本对于教学来说，比正品标本更重要、更珍贵，教学价值更高。在他的影响下，鉴定组开始更加重视伪品标本的收集，每位老师只要见到伪品标本都会收集进标本室。徐祝封、王兴顺老师南下西南各省，采集了大量正品、伪品标本，填补了标本室缺少南药标本的空白。
1979年以前，郭老的教学工作我不太了解，但我知道，78级中药大专班《中药学》是由郭老和吕广振老师讲授的。时间可能是1978-1979学年。1983年，省卫生厅在我校举办为期一年的中药进修班，郭老师担任《中药学》主讲，我作为助讲。这时他已病情严重，有些体力不支了，但他还是认为，这是省厅委托我校举办的第一届全省中药专业骨干学习班，学员来自全省各县市大医院中药房的骨干力量，他仍抱病坚持上课，直到实在坚持不下来，才由我讲完余下的课程。
郭老是山东中药界知名的老前辈。改革开放以后，凡是有关中药方面鉴定会、评审会、学术会，省医药总局、省药材总公司都请他莅临指导，他在省内乃至全国都有很高的声望。但他从不以此为傲。凡是青年学者向他请教，都给予耐心严谨的学术指导。他先后为省内外十七名青年中药工作者修改审查学术论文、专业著作39篇（本）。他遍查有关文献，耐心修改，从不马虎敷衍。他常说：“只要经我审阅的文章，我就有责任，我就要负责任。”很多作者希望郭老署名，都被一一谢绝，他说：“我要名干什么？只要你们业务上有进步，我就心满意足了。”1983年秋天，陶振岗老师撰写《山东道地药材—莱阳沙参》请郭老指正，他认真地查阅了“北沙参”相关资料提出了修改意见，使陶老师这篇文章成为国内有关“北沙参”最详细最完整的资料。
郭老十分关心中药专业的教学工作，特别关心青年教师的进步和成长。一方面对青年教师进行业务上指导，一方面向学校领导举贤荐能，让青年教师有更多的教学锻炼机会。由于我出身赤脚医生，没有教学的经历，也没有教学经验，自1981年教务处安排我讲《中药学》后，郭老就将他以前的讲稿都给我参考，指导我如何备课，如何写讲稿，并逐页给予修改。他亲自到课堂听我讲课，对板书、讲法提出指导意见，直到他感到满意为止。郭老的精心培养和指教，为我从一个赤脚医生蜕变成中医药学校一名合格的教师奠定了扎实的业务基础。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郭老有关中医药方面的著作不多，但我所知道的他晚年在学术方面还是有很多独特的见解。第一，我至今保存的1981年，由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赤脚医生丛书中的《常用药物》就是由我校当时几位知名专家编写的。其中有关于中药部分的内容是由郭老编写的，占了全书大部分内容，大约编写时间在1978—1980年前后。现在拜读这本40年前著作，我仍可以想见，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郭老及其他各位老师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第二，郭老晚年虽然重病在身，仍然笔耕不辍，费了很大精力，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对中药重要理论之一“中药十八反”进行认真全面地考究、考证，对十八反涉及的药物，有理有据地进行阐释，大约用了半年的时间完成了《中药十八反探讨》这篇论文。在学校举办了多次讲座，受到了各专业学生的普遍欢迎，并发表在校刊和有关刊物上。这篇论文成为至今全省乃至全国中医药界有关“中药十八反”最权威的论著；第三，郭老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就是“医药兼通”的学术主张。1981年我开始讲《中药学》以后，他就向我表达了这种观念。郭老本来就是学中医的，他深谙中药知识对于一位中医临床医生的重要。他常说，现在的中医临床医生对中药知识的掌握是不全面的，对中药的处方用名，配方应付，特殊药物的用量、用法，矿物药的化学成分以及中药化学成分，药性作用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是不了解的，与现代中医事业的发展趋势是不适应的，这是中医专业教学工作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很支持中医专业讲授《中药学》时应该把中药标本带到讲台上，让中医专业的学生也能亲眼认识一下药材标本，亲口尝一下黄连的味道，也应安排适当的学时，让中医专业的学生野外采药。1980年后有几年中药方剂教研组讲《中药学》时，就把中药标本拿到课堂上，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这种教学方法，郭老是非常赞同的。
为了贯彻郭老“医药兼通”的学术主张，在他的指导下，我编写《230味中药处方用名及配方应付》小册子发给学生。1982年，我又重新增补了多项内容，写成《中药常用处方名及配方应付》一书，载药800余种，约七万字。郭老带病审阅修改了两个多月后定稿。由教务处刘明德主任批准，作为补充教材，由学校负责刻印，使用了6年。这本书成为1993年由我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中药易览》的蓝本。
三中全会以后，郭老在政治方面获得了新生。学校党委领导给他落实了各项政策，政治上给予他高度的尊重和信任，生活方面给予尽力的照顾，学校把最好的房子分给了他。对学校党委的关怀，他感激倍至。对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分拥护，以宽阔的胸襟对待自己坎坷的经历，以包容的心态看待中医药学校文革动乱的岁月。1981年，学校党委派我去征询郭老文革期间红卫兵对他批斗的情况，郭老非常坦诚地对我说：“现在党对我落实了各项政策，学校领导非常尊重信任我，我对党十分感激。解放初期，是共产党给了我就业的机会，是共产党培养我三个孩子上了大学。文化大革命中，青年人过激的言辞，现在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可证实，没任何老师，没任何一个学生对我进行过人身攻击和伤害，请你转告学校党委。”我如实向学校领导、政工处的领导作了汇报。郭老的高风亮节、宽容大度和对党的感激之情，至今使我不能忘怀。
1982年，我在郭老家见到了他的二女儿郭孝月。她告诉我，她陪同郭老和柳志光书记到南京、成都考察开会的路上，曾告诉郭孝月，“我想申请入党。”1983年，他还曾对我表示，“我对党贡献的太少了，现在虽然老了，我还是想为党努力工作，我要申请入党。”1984年春，病魔夺去了郭老的生命，他向往入党的夙愿未能实现。
郭老已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他孜孜不倦，教书育人的师长风范，我记忆犹新；他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郭老一生呕心沥血，培养了山东大批中药人才，为山东省中医药学校中药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对中医药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将永远记载在山东省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发展史册中。
姜学进2018年8月10日于文登